EVO视讯双师型师资，既具备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一直以来都被职教界视作职业教育最理想的师资形态之一。截至目前，我国职业院校专任教师共133.2万人，而双师型师资仅有45.56万人，尚存较大的师资缺口。谁来培养双师型师资？长久以来，人们心中的答案都是企业或职业院校。

　　然而，就在不久前，《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明确指出，支持高水平工科大学举办职业技术师范教育，旨在构建以职业技术师范院校为主体、产教融合的多元培养培训格局。

　　这不禁让人关注，以高水平工科大学举办职业技术师范教育的制度设计，培养双师型师资的目的能否顺利达成。毕竟，大学长于学术，职教长于技术，各有所长的两种办学应该如何嫁接在一起？

　　为此，本期特邀6位来自高水平工科大学、职业院校等教育界及企业界人士，共议工科院校办师范教育话题，希望以此给未来的双师型建设带来一些启示。

　　《中国科学报》：截至目前，已有37所高校开设了本科层次的职业技术师范专业，有49所高校招收硕士层次的职教师范生，职业技术师范专业的类别超过了150个。已举办的职业技术师范院校呈现怎样的特点？高水平工科大学举办职业技术师范教育与它们相比，有哪些人才培养上的比较优势？

　　杨骏：我国已举办职业技术师范教育的院校、专业以及学生的培养定位都更加贴近企业，而高水平工科大学在研究层次上更高，学生更偏向研究型，理论基础更扎实，在就业方面也会有更多选择。从这一点来看，两种高校在职业技术师范教育上存在一定差别。

　　不过，目前，一些职业院校也在努力升级为本科院校，结合《实施方案》所提出的“支持高水平工科大学举办职业技术师范教育”，可以说，两者都在向折中的方向发展，这时就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高水平工科大学是否能更加贴近企业，职业院校在学生的理论基础培养方面能否有所提升。

　　喻海良：高水平工科大学偏重于科研方向，职业院校则偏重于应用技术方向，但这并不意味着职业院校不需要跟踪前沿技术发展；相反的，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它们需要及时跟踪、传授最前沿技术给学生，这样才能保证学生赶上时代的步伐，不至于被淘汰。引领、探索前沿技术领域，恰恰是高水平工科大学的优势所在，在培养双师型师资时，可以补足职业院校的弱势部分。

　　刘贵昌：职业院校的教育主要着眼于学生的基本技能，主要解决企业近期的需求问题，更实用主义。高水平工科大学举办职业技术师范教育更接近学科前沿，而不是简单迎合企业和市场的需求，应该把学校最新的科研成果，或者说行业、领域发展中最前沿的知识介绍给学生，让学生对该学科或领域的前沿技术有所了解，有利于后续培养更高层次的职业技术人员。

　　《中国科学报》：国外在培养职校师资上，通常采用何种方式？为什么我国要通过举办职业技术师范教育的方式，补充双师型师资的缺口？

　　丁金昌：国外从事职业教育的教师，基本上都要求实际工作经历，一般是3年以上，这是成为职教教师的前提条件，其次才是学历要求。以加拿大为例，要求5年及以上的实际工作经历，不同层次的职校、不同的专业对学历要求不一样，可以是本科，也可以是研究生。

　　为制造业培养人才，是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重头戏。工科专业需要工科教师，从这点来说，高水平工科大学办师范专业，这条路是值得探索的。

　　喻海良：在德国，培养工科院校师资的情况与我国相近。德国工科院校的师资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企业，大多有着丰富的实践经历，有的还是企业高管，他们返回高校参与教学和研究工作，在解决实际问题和前瞻性研究中有着不错的表现。而在国外，也有高水平工科院校举办师范教育的案例。例如，澳大利亚的一所工科院校就开办了幼师专业。这证明高水平工科大学开办师范教育是可行的，只是需要开先河，踏出第一步。

　　在德国，职业院校和工科院校没有太大等级上的差距。学生就业时，一般性工作在待遇上不会因为是职业院校或大学存在太大差别。而在我国，人才培养梯队有着不同的分工和层级，职业院校和高水平大学不论在师资队伍还是教学培养上，仍存在较大差距，有必要通过高校、职校、企业间的共同协作和举办职业技术教育等方式，来提高整体教师队伍的水平。

　　曹毓民：双师型教师的数量还是远远不能满足职业教育的需要。究其原因，师资来源单一化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大部分教师从高校到高校，有理论知识但缺乏专业技能，有的新教师刚来校时，甚至连机床都不会开、灯泡都不敢换，更别说让他们指导学生的专业实践了。

　　对教师双师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分层级、分阶段、持续深入的动态过程。职业技术师范专业的开设，强调职业性（能做）、师范性（会教）和发展性（善学）“三性”统一。教师具备的双师素质和能力必须与人才培养的动态需求相适应。要完成这样的师资培养任务，靠职业院校的一己之力恐怕很难完成。由高水平工科大学承担双师型培养培训工作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途径和方式。

　　蒋国华：这是我国努力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而采取的建设成千上万的“国家工匠之师”引领的高层次人才队伍的重要举措。作为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职业教育，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各层次各类型职业教育模式，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把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中国科学报》：在以往的认知中，双师型教师的培养更多依托于企业，而高水平工科大学的优势在于学术，高水平工科大学能否真正培养职业院校所需的双师型师资？

　　丁金昌：双师型教师很重要的一方面是强调实践能力EVO视讯。目前，学校教育最大的问题在于脱离实际，理论与实践脱节。无论学校怎样强调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学校教育始终是落后于产业发展。只有从事一线工作，才具备真正的实践能力。即便是高水平工科大学师范教育毕业生，表面上看按双师型培养，实际上离真正的实践能力的要求相去甚远，教学能力也许能跟上，但实践能力，尤其是专业应用能力尚存不足。

　　曹毓民：职业技术师范院校和高水平工科大学办的职业技术师范学院作为供给方，其培养对象不管是立志从事职业教育的应届生（高中生、职校生），还是有3年以上工作经历的社会人员，或者是职业院校的在职教师，都应紧紧围绕职业院校师资需求，跳出学术型人才培养的固有框架，按照双师型教师的资格标准来设置课程。以培养教育教学能力和技术实践能力为目标，才能更好地满足职业院校对双师型教师的需求。

　　喻海良：如今，我国高水平工科大学针对“实践”与“学术”的平衡问题，已经在师资队伍上有所调整，也聘请了许多拥有丰富实践经历的企业一线人员、高管等，回归校园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他们在符合大学的学术要求的同时，也掌握了很好的实践技能，这对于举办职业教育、培养双师型人才是有帮助的。

　　当然，由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模式、需求与高校存在不同，快速打通职校与高校间的通道，培养双师型人才还需要一个探索的过程，特别是在学术和应用上需要找到平衡点。此外，高水平工科大学举办职业技术师范教育需要考虑与之相配套的师资团队、教育计划、场地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很难一蹴而就。

　　蒋国华：如果不改变观念，不打破我国高校以知识系统教育为主的传统模式，那么，双师型教师队伍很难成型。

　　我国高教规模2002年实现了大众化，今年又提前一年跨入了普及化。因此，我们不能再以“精英化”阶段的眼光看待高校教育，而是要从思想上首先进入普及化。从国际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成功的多样性方面看，都是以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充分与保障为前提的。否则，只能是“千校一面，千人一面”。

　　杨骏：我们也会接触工科院校的师生，比如有些工科院校教师会到企业挂职，主要从事研发工作，他们会结合产业特点带来项目。

　　虽然双师型教师多是依托企业来培养，但高水平工科大学也有足够的实力来培养人才。现在很多大学都是直面企业需求、以市场为导向来培养学生，这跟职业院校所需的双师型师资有异曲同工之处。

　　《中国科学报》：《实施方案》提出，自2020年起，除了双师型职业技术师范专业毕业生外，基本不再从未具备3年以上行业企业工作经历的应届毕业生中招聘。就培养应届生人才而言，高水平工科大学办的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将有几种可能的育人模式？

　　丁金昌：高水平工科大学办师范教育要避免主次颠倒，否则人才培养的质量就无法保证。一名教师的基本知识、基本能力、综合能力、创新能力，不经过数年系统的专业教育是无法培养出来的。教师的岗位能力培养通过学习教育学、心理学、教材教法以及师范基本技能的训练等可以满足要求。国外的经验、岗位能力的培训半年即可完成。

　　眼下，就学科教育而言，多数师范院校也不如综合性大学。一个佐证是中小学教师不完全招收师范院校毕业生，而是希望招收综合性大学的毕业生，因为后者后劲更强。最理想的职校师资，前提是有企业实际工作经历背景，其次是学历的基本要求，再次是教师岗位能力，具备这三方面能力的双师型教师是有质量保障的。

　　蒋国华：目前多数高校的教育教学过程应该朝着“三三制”的方向：知识系统课程可以大大削减，压缩到总课程比重的1/3左右，另有1/3的课程则是带领学生在企业环境中完成，所谓“企业环境”，可以是真正的社会企业，也可以由学校自设企业环境。最后的1/3，可以效仿德国的“双元制”经验，高校学生真正走进对口或感兴趣的工厂进行顶岗顶班的实习和劳动。

　　刘贵昌：高水平工科大学办职业技术师范学院一定要实现工科教育、师范教育、企业实践的有机融合，这是培养双师型人才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过去高水平工科大学的学生所做的传统实验大多属于验证性实验，学生学到的知识不会用。

　　如果能将老师最新的研究成果与学生的专业实验结合起来，这样的教学是“有血有肉”的。

　　简单说，就是我们教的东西要“有用”，学生学的知识要“会用”，而不是停留在卷面分数上。这对于高水平双师型人才的培养是很好的举措。

　　《中国科学报》：高水平工科大学开办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尚属于新现象，能否吸引到有志于从事职教的学子报考？能否吸引到职校准师资选择高水平工科大学职业技术师范学院进修培训？

　　丁金昌：检验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是就业。若符合市场要求、就业情况良好，职业院校就能够吸引学生报考。反之，就业情况不佳，社会不认可，自然会被市场淘汰。

　　目前无论是四年本科教育，还是研究生教育，工科类师范教育所培养的师资水平、能力，就高职而言还是不够的。目前高水平工科大学所培养的本科层次师范人才，主要还是满足中职师资的需求。因中职师资对专业技能、师范技能的要求，相对高职而言并没有那么高。高职属于大专层次的院校，在用人要求上更倾向于高水平综合大学硕士、工科博士，尤其是高水平大学应用型专业的研究生。

　　喻海良：吸引学子报考，首先要建立起完整的配套教育体系、师资队伍。除了培养从零报考的学子外，也应该注重已有师资的培养。

　　职业院校应该厘清师资队伍的不足之处，“对症下药”，派遣教师前往高校学习充电，同时做好教师学习期间的生活、工作等方面的保障工作，减轻进修学习教师的压力，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企业应该在定向生的培养上开通更多的路径和模式，加大与高水平工科大学、职业院校的互动，在师资培养中给予一定的人力、物力的支持，要更具前瞻性眼光，考虑长远利益。

　　刘贵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不能简单寄希望于招生宣传说一说，匹配政策要跟上。在政策导向上，应该让有志于从事职教的学子享受同等发展的机会，无论是受教育阶段还是将来执教职业技术院校阶段，这样才会有更多的学生愿意报考。如果我们只是想到吸引学生报考，等学生走向社会以后，发现待遇、发展机会等的明显差别，对该项事业的后续发展是不利的。

　　杨骏：如果是师范院校开办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在吸引学生报考方面问题不大，因为师范院校培养的学生有不少会在毕业后走上教师岗位，从事教书育人工作。但高水平工科大学能否吸引到有志于从事职教的学子报考就不好说了。

　　我担心的是，高水平工科大学成立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在招生上是否也会跟学校的其他学院有所差异？毕竟，大多数家长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走学术发展之路，读完本科再读硕士、博士。

　　《中国科学报》：就成立职业技术师范学院一事，您期待在政策层面上，提供哪些保障？

　　曹毓民：根据《实施方案》规定，从2020年起，双师型职业技术师范专业毕业生成为高职院校师资的主要来源。但吸纳具有丰富行业企业工作经历的人员和引进特殊高技能人才，也是高职院校不可或缺的师资来源渠道。不可忽视的是，目前高职院校教师社会地位和薪资收入均不具备相对优势，高职院校新教师的招聘工作，特别是诸如计算机技术及应用、机电一体化、机械制造等工科专业新教师的招聘工作面临巨大挑战，需要在制度层面给予关注。

　　蒋国华：德国的经验表明，所谓产学研一体化和学校与企业合作关系，其成功与可持续的主要矛盾，既不在学校，也不在企业，而在政府、在国家政策，即国家的制度环境。所以，若要实现产学研一体化，归根到底，还需要国家法律和政策的保障。

　　而且在国家层面上，平衡技术型人才与知识型人才间的收入也不可忽视。一个人就业的终身收入可以有差别，但又可以接受，决不可悬殊到让人望而生畏，乃至愤怒。惟其如此，才不会出现学生在专业选择和择业时的社会性歧视，才能吸引更多人自觉自愿地选择技术型成才的道路。

　　杨骏：《实施方案》只是一个指导性意见，对于有意开办职业技术师范学院的高水平工科大学，教育管理部门还需出台更具体的细化方案，以及予以相关政策支持，比如资金支持、放宽人才引进政策等。

　　高水平工科大学首先要充分理解双师型师资，进而正确定位职业技术师范学院的建设方向EVO视讯，在建设初期，高水平工科大学的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和职业院校的差异化定位尤为重要，否则建设成同一种管理模式、同一种发展类型，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本版稿件由记者陈彬、温才妃、王之康、韩天琪、袁一雪 见习记者许悦采访整理